泼墨文学

§向市长建言（第3页）

集体礼仪

城市文化的活体呈现，是市民身上的礼仪。

我曾不止一次阐释过荣格的那个观点：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重要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集体人格。荣格所说的集体人格带有“原型”的意思，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关键课题。我们在这里借用他的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缩小，说明一个城市的文化，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集体人格。

优化一个城市的集体人格，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定会使市长们激动，但又不知从何下手。按照往常的习惯，政府会号召，会呼吁，会倡导，而一些“知识分子”则会天天写杂文讥讽、嘲笑集体人格中的毛病，扮演出“痛心疾首”的表情。

据我看，这些都没有用。

在集体人格上，谁也不会听从号召，谁也不会听从批判。

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不信任“空对空”的说教，而是设计一套行为规范，以半强制的方式在社会上推行。这种行为规范，就叫礼仪。孔子一生最看重的事，就是寻找周朝的礼仪，并力图恢复。我们现在企盼的集体礼仪，应该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

正是礼仪，使文化变成行动，使无形变为有形，使精神可触可摸，使道德可依可循。教育，先教“做什么”，再说“为什么”。

人的一生，很多嘉言美行都是从仿效家长、老师的行为规范开始的，过了很久才慢慢领悟为何如此。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领悟，但依着做了，就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实践者”，也很好。

须知，孔子心中的“君子世界”，是一个礼仪世界，而未必是一个觉悟世界。或者说，礼仪在前，觉悟在后，已是君子。

根据上述理由，我希望各位市长，减少空洞的宣教，投入礼仪设计，试行推广步骤。

市长们也许会盼望国家规定统一礼仪，全国推行。这很难，中国太大，而礼仪又不是法律条文，没有全国推广的充分理由和实际效果。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边，先找几所学校、几个部门，几家企业率先试点，并由此构成彼此间的借鉴和比赛，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

我想以一个常见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大家常坐飞机，早就熟悉了空中服务的行为规范。其实，这里埋藏着一种极为深刻的“礼仪哲学”。

空中服务的行为规范普及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而且各国基本一致。请大家想一想，那时，两次世界大战刚过，各国之间的恩怨如山，而各国本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古典原则、传统方式都已放弃，人们如何在和平年代建立交往的可能？当然可以有各种政治谈判，但那无涉生活感性。正在这种处处壁垒的情况下，在一架架穿越国界的飞机上，大家看到了一种可以全球统一，没有任何障碍的文化礼仪。我甚至认为，正是这种高空中的礼仪，展示了二战之后各国沟通的行为起点，从而安抚了伤痕累累的苍生大地。

当然，空中礼仪只是礼仪。那些微笑和举止，并不是出于对你个体的了解和交情，而仅仅出自于规制化的重复。正是这种规制化的重复，功用超过外交宣言，超过深奥学理，成为现今社会少有的感性纽带，因此，我把它提高为“礼仪哲学”。

从空中想到地面。当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邀请海内外诸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对于其中几位年龄稍长的学者，每月月底他都会亲自上门“请安”，实际上是奉上薪酬。他坐的是马车，到了教授府宅之前，先由助手上前轻拍门环，待门打开，教授出迎，他已在门口躬身作揖。进了厅堂坐下，他总是立即褒扬教授新发表的论文，然后询问饮食起居。雅叙片刻，便起身离开。薪水，已由助手悄悄交给教授的家人，蔡校长口中绝不提及。

这一套礼仪，月月重复，不仅使那些教授深感校长对自己的尊重，而且也展示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仍在延续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嘉行，使教师队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踏实感。

现在去欧洲，虽然也常遇偷盗，却更能见到不少具有善良礼仪的市民。有一次我们驾车在山道上问路，一位老者指路后我们感谢、前行。没想到，老者突然担心我们在前一个路口很容易走错，竟然攀越山坡台阶赶到我们前面，气喘吁吁地站在路口等待。这位白胡子老者一直没笑，却有一副很好听的嗓音。看着他，我突然对这片土地上数千年来曾经出现过的哲学家、艺术家产生整体亲近。我们在车窗口向他挥手，他在夕阳下的剪影立即让人想到了那些著名雕塑。他的行为礼仪，闪耀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从古代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

对此，我们常常会产生自愧。其实，该自愧的时间不必太长。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被称为“礼仪之邦”。这不是自夸，而是有事实根据。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引述过一位比马可·波罗更早来中国的传教士鲁不鲁乞的一段话，说明在这位欧洲人眼中，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在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忠厚是随处可见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中国文脉·乱麻背后的蕴藏》

这位外国人的记述使我们清楚了，“礼仪之邦”，并非虚言。

礼仪一走几百年，有没有可能回来？

我本来是悲观的。为此我要说得远一点。

礼仪的消失，初一看与兵荒马乱的时局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在兵荒马乱之中，人们越来越企盼着和平秩序的重建，而和平秩序的重要因素就是礼仪。因此，战后，人们往往比战前更讲究礼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家破人亡的欧洲人走进了还没有来得及完全修复的音乐厅，用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来修复心灵。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成了当代社会的礼仪载体。连我们熟悉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践踏了多少亚洲国家，自己也挨了两颗原子弹，从精神面貌和城市面貌都是一片废墟。但很快，他们在废墟上建立起了让别国民众吃惊的礼仪。

我们中国，战争刚刚结束时的礼仪，也超过了今天。

礼仪消失的主要原因，既然不是兵荒马乱，那是什么呢？是文化误导。

明清两代在极端皇权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下滋生的鹰犬心理、咬人谋术本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登上大雅之堂，等到现代从西方歪曲引入的批斗哲学、极端思维、实用主义等与本土邪恶一结合，一切优秀传统中的文化礼仪迅速荡然无存。在这个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的负面作用。他们嘲谑天下大道，宣扬宫廷权谋，颠覆文化等级，甚至直接提出“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的小人逻辑，而且发表的大量文章用语刺激，遣词恶浊，对很多年轻读者产生了极大诱惑。这正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化的最大敌人，在文化内部。

我曾经受邀参加过几个“精神文明建设高端座谈会”。那些当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公众人物，不仅在会场上抽烟，到了电梯还不按灭，服务员前来劝阻还用“最智慧的语言”予以还击，使服务员脸红而走。在发言中，更是把自己看成是天下一切文明的裁判者，故意用狠话、粗话哗众取宠，甚至主张要在黄浦江树立孔子的百米雕像与美国的自由女神抗衡。有人又尖声反对，主张树立孙悟空……

看到一位长住中国的西方学者写的评论，说中国社会目前的种种乱象，是一批自称文化精英的人在传媒上恶劣示范的结果。

不管这个外国人说得对不对，我还是要建议市长们在讨论城市文化建设的时候，尽量不要多找那些看起来最有资格参加讨论的人。

突然由悲观而转向有限度的乐观，倒是因为北京奥运。据反复调查，这么一个重大的国际盛典，给外来客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居然不是开幕式，不是赛场比分，不是北京古迹，也不是运作效能，而是那群年轻的志愿者。这些从全国各高校报名来参加的年轻人，经过适度训练，学会了表达友善、乐于服务的一整套行为礼仪，又用自己的青春热情把这种行为礼仪滋润得熠熠生辉。各国远道而来的客人，从他们身上直接感触了中华文化。或者说，他们成了中华文化的简要读本。

设计一座城市的集体礼仪，可以多层次、多方位齐头并进，然后经过实践比较一一筛选。但是不管哪一种，都需要遵循一些共同规范，例如——

第一，礼仪，只是善良和大爱的表现形式。坚守这一点，能使全部礼仪动作充溢着真诚，这是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第二，设计时应该尽量自然合度，简单易行，把握分寸。否则，集体礼仪就会成为一种脱离生活自然程序的僵化存在，很难被自觉地广泛采用。

第三，集体礼仪在现代需要符合国际规范，又要融入中华风格和东方风格。据我全方位的实地考察，目前在行为礼仪上值得我们借鉴的亚洲国家有日本、伊朗、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在两岸四地的排位中，台湾和澳门占据一、二名。

第四，集体礼仪的推行，应该以年轻人领头。年轻人的生命感、创造力不仅能使这些礼仪增加审美感染力，也能展现礼仪的现代性和延续性。不能让老气横秋的一套，替代当代城市的集体礼仪。我从大量婚礼和节庆典仪中看到，当代年轻人对于集体礼仪非常渴求。只不过，到处都缺少高明的设计。

这又是市长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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