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墨文学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第2页）

可惜的是，文化蹂躏并不能驱退乡巴佬的坦克。布拉格这一次照例表现了足够的抗议、不合作、沉默与冷目、地下电台舆论战，但除了查理大学一个学生企图自焚抗议，辱国现实似乎仍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竟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苏联自行解体，多少有些沉闷。人们如果稍微把目光移开一下，就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是被苏军侵占的国家，贫穷得多的阿富汗，既没多少科学也没多少工业的一个亚洲小国，却能坚持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仅凭借他们的头巾、赤脚、馕饼、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册《古兰经》，就打得外来的现代化强大军队灰头土脸，到处丢盔弃甲，最终被迫签约撤军而去——与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点什么？

时值“布拉格之春”四十八周年纪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广场观看庆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摇滚歌手，在舞台折腾出一些夸张姿态，唱出一些虚头巴脑的爱呵愁呵明天呵，赢得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背景屏幕上再现的黑白老照片，当年的坦克和旗帜，在又一轮洛可可化的历史缅怀之下显得过于陌生，有点不搭调。

不难理解，昆德拉当年就对这个民族表达过困惑：

一六一八年，捷克的各阶层敢做敢为，把两名奥皇钦差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一六一八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但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甚至长达几百年之久。

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昆德拉就是在苏联坦克前想起这些的。

四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nelukacs）回望二十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八九年，仅持续了七十五年。”

作者划定这个七十五年，显然是要凸显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一九八九（柏林墙倒塌）这两个节点。前一个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前半个世纪遭遇重挫，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地盘丧失殆尽；后一个节点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后半个世纪也遭遇重挫，包括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红色版图的全面易帜——那一段真是戏剧性的一日一变呵，法国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每播完一条东欧国家变色的消息，就忍不住补上一句：“各位观众，还没有中国的消息。”

一前一后，风水轮流转。作为两次大规模的现代制度探索，两种苦涩的历史教训，二者构成了人类二十世纪的主要遗产。不无巧合的是，这两次大震荡都曾以捷克为最初震源之一。只是这一片各方应力反复交集的震源区，倒是一直显得平静，显得温和与柔软。似乎很多当事人已习惯了忍受多于抗争，犬儒多于铁血，散弱多于团结，因此既没有多少行动也没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学家们的目光跳过去。他们的前人可不像是这样的。布拉格广场上矗立着胡思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学的老校长，比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仅四十五岁被腐败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云天，斗篷呼啸而去，其悲怆的目光触抚人间，构成了英雄主义一大丰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们波希米亚的血性、能量、历史主动性如今还在？

也许，很多当事人都像卡夫卡一样，转过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后来一本书名所宣示的，“庆祝无意义”去了。

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也令人疑惑：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

与十九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二十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退场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不论是阴郁的卡夫卡，还是奢华和逍遥的“布波”一族，二十世纪的“文青”们更多一些颓废和虚无的思想底色。这些人避开了各种宏大叙事的专断与胡夸，常在文学艺术这一类个人化事业上别有活力，心细如丝，异想天开，独行天下，包括在捷克这一弹丸之地形成瞩目的文化高地。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昆德拉、哈维尔……光是享有世界级别声誉的文学家，在这里就能数出一大串，远非众多其他民族能比。但这一冲击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废墟。事情似乎是这样：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细如丝就是过敏症，异想天开就是幻想症，独行天下就是自闭症……而这正是当代很多“文青”常见的人格特点，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输出的才子形象，也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于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历史的悖论再次让人吃惊，一块文化高地放在另一个坐标系里，就可能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一种无奈的国运滑落，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捷克差不多就是这样。它不仅与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连捷克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斯柯达汽车，民族工业最亮丽的百年名片，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于一九九一年落于德国大众公司之手。

斯柯达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泪下，很多司机在街头一齐鸣笛，发出他们民族品牌最后一声倾诉。时任国家总统的文学家哈维尔，倒是在与大众公司总裁大谈“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后来确信“民族国家的消亡”，宣称“民族主义是一面最危险的旗帜”。

也许他对国民们的安抚并非完全无据。特别是在中欧平原这里，国家边界总是多变，所谓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欧地区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意味着这里与东、西两端根脉相连，在历史上既倾心西方也属意东方。当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说“让别人去打仗，我们结婚吧”，把十几个女儿分别嫁往欧洲各国王室，想必就有一种到处结亲戚的跨国主义愿景，想把整个欧洲过成一家人。呵呵，那个“欧洲的丈母娘”尚有如此情怀，哈维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对外团结大叔？

哈维尔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赞许。二〇〇三年捷克派出八十名军事警察参加伊拉克战争，比德、法的拒战态度更让美国欢心，被美国国防部长誉之以“新欧洲”。可惜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总是一个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后，英国冷冷地宣布“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强悍地宣称“美国优先”，世界各地突然间政治强人竞出，重新绷紧国家利益冲撞的神经……如此看来，哈维尔当年的一厢情愿还是有点文艺腔了。或者说，知识界主流力图对二十世纪做一个抒情化的处理，还是过于简单。

人们该继续“庆祝无意义”吗？

该继续“游泳”去吗？

当然可以。

但短暂二十世纪（仅七十五年）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活跃的心理基因。看来个人主义也是容易上瘾的，甚至是权力、资本、宗教上瘾的新一代隐形根源。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百分之十一，预计到二〇二〇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其中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五十年间的患者数猛增百分之十八点四，每年造成高达一百万患者的自杀，其相当多数更像是某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体生物化学反应。在这些自杀者的个人资料里，我们经常看到满是文艺腔的逃避心态和厌世言语。

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为辉煌的一个建筑经典，苔藓年久月深，雕像琳琅满目，是外国游客日日川流不息之处。乞丐和卖艺者也就盯住了这里。衣衫褴褛的画家、乐手、民俗艺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别是男女提琴手一听就是专业水准，琴弓之稳，指位之准，情绪之细腻和精准，让不少游客惊讶不已如闻天籁——到底是欧洲！到底是波希米亚呵！他们纷纷朝地上的帽子里扔下三两个硬币。

可波希米亚是不该用硬币打发的。不是吗？

我没有投下硬币，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过，情愿被他们看成是一个吝啬的亚洲佬，一个对艺术无动于衷的野汉子。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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