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3-5任罢了,也许官场生涯,满打满算也就12-20年,很多活了五六十岁的人,官场生涯居然都不满十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
要么在当官,要么在家被迫隐居,这就是官员们的生活状态。一些本身是官员,但在宋代修正史的士大夫眼中不算是官员的人,比如伎术官等,因为史书不记载他们,所以关于这些人的记录也很少,史料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节度使要维持住场面,需要大量的实干官员,因此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得到了重用。节帅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开出来的薪水也很高,为各类不见史书详细记载的伎术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总结一下就是:唐代中后期,以士人为主的官僚阶层固化严重,底层的上升通道被封死,士子内部竞争激烈。
第二个要说的是:中唐以后,以“事”设官渐渐变成常例,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官府政务运行效率极低,不得不采用“打补丁”的模式来维持运转。
这一条,与士子阶层的日渐虚化也是分不开的。有真才实学之人,往往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而来,所做的事情,往往也是因为“特殊渠道”而去。维持朝廷运转的三省六部,很多不重要的部门与官职,渐渐变得没有事情做。
比如说户部是负责收税的,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国时就定好的那些税。而多出来的色役杂役之类的,就完全没办法了。安史之乱后,户部侍郎这个职务就变成了虚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皇帝或者中枢需要做什么事情,就设立什么职务。
需要管理赋税的运输,那就设“转运使”。
需要收盐税了,那就设“盐铁使”。
就连李隆基派人到民间搜刮美女,都设立了一个“花鸟使”!
这些不断因为所需事务所专设的职务,极大冲击了三省六部的构架。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官员们经常隔几天才去上一次班,清闲得要淡出鸟来。
原因就在于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职,被一个个负责专有事项的新职务给架空了。
这个过程的演化是单向不可逆的,李隆基专设财政官员理财,便是对于这些虚化的被动应对,同样是时代的呼唤,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看完上述这些,我想读者老爷们应该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呢?
张九龄就一定是好人?李林甫就一定是坏人?
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提问者的立场,以及他想知道的东西,才能有合适的回答。
好多人都在问了,我也不介意说一句,我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盛唐的模式不可持续。大唐是没救的了,喜欢看救大唐剧情的,或许换本不带脑子看的书比较好,我这本,是救不动了。
我没法因为要看救大唐剧情而更改本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于大唐官制的内容,以后再来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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